同时，儒家总结提炼了华夏古文明的价值概念，加以发展，建立了影响中国人至深的儒家价值理念。
不善用之，适以狭其心。罗钦顺首先否定了朱熹的理本体论。
[141] 他认为万事万物之知，都是由学、问、思、辩而得，因习、悟、过、疑而知，也就是由见闻与思相会而后得。[116]《慎言·问成性篇》。这是对唯心主义道学的一个挑战。按照这种说法，就是承认人民的物质欲望有其合理性，应该满足人民的某些要求。他主张思不废学，学不废思。
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，两言明有分别，若于此说不透，多说亦无用也。罗钦顺发挥说：截字当为斩截之意。他又说：理一也，必因感而后形，感则两也。
致知者，致其物之知也。[97]《太极辩》，《王氏家藏集》卷三十三。何况万事万物，几微变化不可常理执乎。他说：且以圣人之性，亦自形气而出，其所发未尝有人欲之私。
有形之生气，即行于天地万物之中。不知所谓主宰者是何物事？有形色耶？有机轴耶？抑纬书所云十二神人弄凡耶？不然，几于凌虚驾空，不着之论矣。
是故太虚者，性之本始也。[34] 朱熹虽然承认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，并批判了老子道生物的观点，但他还是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思想，这是朱熹哲学中的一个矛盾。如果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完全一致，就是通彻无间。他的正其不正以归于正，既然取消了认识对象和来源，根本就没有涉及知字，也就是与认识论无关。
这个看法实质上是正确的。因此，论道体必以元气为始，元气之上无物，故元气为道之本[93]。于是谢绝尘绊，静坐山阁，风雨晦冥，不忘所事，乃著《困知记》前后凡六卷，并得附录一大卷。但是，他充分肯定饮食男女，人所同欲，是人之本性，却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老、庄任其自然，大乱之道也。同时，它又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内，是见闻和思虑的统一，从而纠正了朱熹强调理性认识而忽视见闻之知的片面性。
元气就是第一性的存在，也是理的依据。此乃改易面目立论耳，与老、庄之旨何殊？愚谓天地未生，只有元气，元气具，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。
他批判说：世之儒者乃曰：思虑见闻为有知，不足为知之至，别出德性之知为无知，以为大知。因此，他又批判了理先气后说。所谓形而下，无非是说，器有形象，是气之所成，并不是说，是理所派生的。这实际上把理学家颠倒了的理气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，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突破，罗钦顺因此而成为理学演变中的重要人物。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朱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，批判地改造了朱熹的哲学体系。陈献章的物有限量我无限量以及王守仁的心外无物的说法与此相似，究其源，与朱熹的心体无限量说不无关系。
所谓神，就是人体内的气所具有的作用。这就把唯物主义学说向前发展了。
惟其无所不通，故能推见事物之数，究知事物之理。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，偏矣。
他承认事物有运动变化，但是他把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形而上之理，则是唯心主义的。他说：老、庄谓道生天地，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。
这是对朱熹思想向唯物主义方向所作的发展。心也者，人之神明，而理之存主处也。他企图用封建道德对统治者有所约束，以复三代之盛，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。因此，必须以道心为隄防。
诚意者，诚其物之意也。仁义礼智，性所成之名而已矣。
[34]《答林次崖第二书》，《困知记》附录。自形体而观，若有内外之分，其实一气之往来尔。
只有经过繁难，才能达到简易，这是认识发展的规律。人的社会本质是人性的根本特点。
[92]《内台集·答何柏斋造化论》。见闻为外，思虑为内，内外相资，主观同客观统一，这就是认识。求其良知而不得，安得不置之度外邪？[47] 罗钦顺认为，人有心有知觉，但山河大地、草木金石并无知觉，因此也没有良知。但事物的规律和事物本身毕竟不能等同。
苟学之不博，说之不详，而蔽其见于方寸之间，虽欲不差，弗可得已。气散而死，终归于无，无此物即无此理。
离了形气，即无所谓性。但朱熹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本体论者。
[127] 理是客观存在的，万事有万事之理。[85] 邵雍为了构筑一个世界图式，用象数学四分法解释自然和历史现象，王廷相提出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，批判邵雍牵合付会，这是很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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